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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1972 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将过去5000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
巧合的是，不同冷暖期所相对应的时间，也正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过去几千年的气候冷暖变迁，与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兴衰更迭存在对应关系，大多数朝代的垮塌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
中国古代气候冷暖干湿大势？
原文
春天，在北海公园，常常有一位面容清瘦、精神矍铄的老人，早晨上班从北门进园，南门出去，下午下班从南门进园，北门出去。这位老人就是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从他的住宅到办公地点，正好经过北海公园。本来他可以坐汽车去，但是他宁愿步行穿过公园。
他这样来来去去，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春天。竺可桢走北海公园，是为了观赏景物吗？不是。他是来观察物候，作科学研究的。他研究物候的目的，是要掌握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了解气候变化对生物的影响，以便为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服务。
他来到北海岸边，细心观察：哪天桃花开了，哪天柳絮飞了，哪天布谷鸟叫了。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他都作了翔实的记录。遇到工作紧张或者外出，就让他爱人帮着留心燕子什么时候飞来，也让他女儿帮着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还让邻居的孩子向他报告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
每天早晨一起来，他就把那支放在白铜套子里的钢笔式的温度表拿到院子里放好，然后做早操。做完早操，又把温度表拿进屋里，记录量得的气温。
这支温度表，他经常插在外衣左边的小口袋里。长久地插来插去，小口袋的盖布总是先磨坏了。这样，做衣服的时候，他爱人就请成衣工人多做一片小口袋盖布，留着拆换。
经过多年的观察，他积累了丰富的物候记录，绘制了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的曲线图。这幅图表明了1950－1972年的23年中北京春季物候变化的迟早顺序，为编制自然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幅有意义的曲线图。
为了使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竺可桢并不限于在北海观察。他在70多岁的时候，还换上耐磨的网球鞋，到野外去工作。去时总带着那钢笔式的温度表，还带着罗盘、高度表和照相机。这是他的随身四宝。
每到一处，总是先拿出罗盘定方向，接着用高度表测量海拔，用温度表测量气温，再用照相机把一些景观照下来，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他写出了《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这篇学术论文，综合地分析了光、温度和降水对作物生长的影响，认为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潜力，指出发挥这些潜力应采取的若干途径，给气候工作和农业生产开辟了崭新的前景。
扩展资料一、出处
《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节选自《登上气象科学高峰》（1978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作者：白夜 柏生
二、人物简介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 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百度百科—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百度百科—竺可桢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25]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26]
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2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学者们对黄河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格外关注。王星光撰文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进行研讨，他指出，黄河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异常情况时，才会出现该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文化与社会现象。[29]王尚义就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30]还有论者著文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的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有较强的现实意文。[31]张健民利用汉中、兴安2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该地区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32]
王建革对清代大清河的治理进行研讨，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决口泛滥的关键原因。清政府为了减轻水患，将治水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其治水过程突出反映了专制王朝由紧到松的治水特点。[33]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34]张芳撰文论述了清代南方山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为鉴”，山区开发应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35]许怀林还分析了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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