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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匈奴，任何一本中国通史上都会介绍匈奴。可是在专家学者看来，在有关匈奴的历史叙述中，疑问与困惑远远超过了明确与理解。至今我们还不清楚匈奴人是蒙古人种还是印欧人种，他们说什么语言，长什么样子。匈奴仅仅与秦汉王朝有接触，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古老文明甚至不知道匈奴的存在。匈奴的历史，未知的比已知的多。不过当作者带我们在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谷草原上，在大漠深处的漫漫戈壁、黄沙中，认真思索我们已有的有关匈奴历史知识中那些可疑的和似是而非的部分时，我们离匈奴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帝国是从匈奴开始的。从匈奴到蒙古，一千五百年间，无论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欧亚定居社会如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诸国、东欧和中欧诸国曾经如何强盛，但当他们面临草原游牧军队的铁骑时，都显得那样笨拙和孱弱。自古以来，站在定居文明立场上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都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为什么拥有高度文明和伟大传统的农业国家，竟如此经不起那些乍兴乍灭的草原政权的猝然一击？除了大肆渲染并极力夸张游牧军队的残忍和野蛮，难道就只能把定居文明的失败归因于定居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堕落吗？传统的历史学家无法解释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困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匈奴的原因。现今有关匈奴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许多疑问、猜测和误解，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匈奴的西迁。东汉中期漠北的北匈奴被鲜卑击破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似乎就再也没有以高级政治体的形式在中国史籍中出现，原北匈奴的力量中只在西域仍有零星出现。《后汉书》说“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已经指出了在北匈奴的政权破灭后，原匈奴民族被新的统治民族——鲜卑族所吸收的事实。但是，当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得知中国历史上有个匈奴（Hsiung-nu）时，就立即联想到西方历史上的匈人（Huns），二者名称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他的联想经著名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写入《罗马帝国衰亡史》后，竟成为一种流行观点。然而，从北匈奴破灭到匈人出现在拜占廷的东方诸省，其间有二百多年的年代学上的断裂。为弥补这种断裂，西方一些学者把许多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联系到一起，为匈奴西迁编织了年代上的和空间上的迁徙历史。当然，这些编织大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的，早就被现代学者所否定，除非出现进一步的证据。把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在当今的欧亚学中几乎已经成为共识。有趣的是，在中国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说法信为确论，津津乐道。这个现象本身，足以说明匈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非历史的内容。
但要正确解读匈奴的历史也非一件易事，因为匈奴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就欧亚大陆的历史来说，匈奴帝国是在以连绵草原为主要地理特征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出现的第一个骑马游牧民建立的大型帝国，其幅员之辽阔，足以与同时代任何一个定居王朝相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匈奴人是何时成为游牧民的，更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以及向谁学到了建立庞大国家组织所需要的政治技术。现在学术界越来越相信，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游牧，要比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出现晚得多。游牧的基本要素是马的驯化和骑乘，这种技术到底是从南俄草原上兴起从而逐渐传播到东部的蒙古草原上的，还是多元起源、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到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草原政治体高级形态的匈奴帝国的出现，绝不应当是像它在史料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突如其来。
2005年夏，原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先生参加美国与蒙古的合作项目，在塔米尔河北岸草原上主持对一组匈奴墓地进行发掘。他们除了找到许多明显属于草原游牧社会的物品，如铜、饰件、皮制品、陶器以外，还发现了许多有鲜明东汉特色的物品，如漆器、铜镜、五铢钱等等。这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确切的依据。有意思的是，东汉时代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集团以后，仍然控制着漠北草原的北匈奴几乎完全失去了与东汉政权友好往来的机会，双方不再有正式的通使和贸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要得到东汉的物资应该很不容易。塔米尔河谷匈奴墓葬的发掘，提示我们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匈奴也仍然能够获得中原的物资，历时数百年的漠北与中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并没有轻易地断绝。
从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上升到游牧帝国的经济功能，这中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那就是必须证明在草原上除了游牧业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经济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对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时代，草原上也有专业的金属加工业、制陶业等依赖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业。这就是说，尽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在草原上占据统治地位，但一定也存在着其他经济形势，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往往是以定居为基础的，留存至今的许多城市和聚落遗址证实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塔米尔河河谷的匈奴三连城便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中国考古学家在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中，也早就发现在游牧经济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定的农业因素。在这些考古证据的支持下，美国历史学家Nicola Di Cosmo明确反对Barfield的那个著名的公式，指出在游牧帝国内多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发展，那种相信草原帝国的建立根源于其经济上不自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北野是中国姓氏之一北野，读音作běi yě(ㄅㄟˇㄧㄝˇ)，是一个姓氏。姓氏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县士北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源于契丹族，出自宋、元之际塞北北野山契丹奚部首领石抹·也先，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时期塞北北野山古女真水达达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等。第一个渊源
姓氏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县士北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中的记载，北姓当为北人氏、北门氏、北官氏、北殷氏、北郭氏、北野氏、北方氏、北狄氏、北海氏、北土氏、北唐氏、北山氏等复姓省文简化所改。
在典籍《周礼·地官·遂人》中记载：“县士野，掌邦之野。”在典籍《周礼·秋官》中也记载：“县士掌野。”
西周初期，将城邑郊外称作“野”，“此野为甸稍县都。”这一时期的“县”，并非后来的行政建制之县，而是一邑之中除邑城之外的辖地，在其中，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之间的地区称为“野”。
北野氏，就是为王族管辖城邑北方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之间地区的县士，亦有县士东野、县士西野，但没有县士南野，因为南部之野由郡王自己亲自管辖。
在县士北野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北野氏后，多省文简化为单姓邶氏、北氏。相同的，还有东野氏、西野氏。
第二个渊源
：源于契丹族，出自宋、元之际塞北北野山契丹奚部首领石抹·也先，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石抹·也先，公元1177～1217年，故辽国契丹族人，亦称不抹·阿辛、石抹·耶先、萧耶先，是石抹·库烈儿之孙，石抹·脱罗华察儿第二子。后为蒙古汗国著名将领。
石抹·也先在十岁时就立志恢复辽国。他勇力过人，善骑射，多智略，豪服诸部，后被金国征为奚部首领。石抹·也先不愿意为金国服务，便将官职让给哥哥石抹·赡德纳，自己则匿居于北野山(古营州柳城，今辽宁辽阳)。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开始与南宋王朝联手一起灭金国。
石抹·也先闻知成吉思汗起兵伐金时，主动北上投奔成吉思汗，并以多年与金国周旋的经验为其献攻金之计，建议首取金国的肇基之地东京(今辽宁辽阳)。之后，其奚部族人闻知石抹·也先在成吉思汗帐下，皆纷纷参加到蒙古军中，配合成吉思汗参加在中原各地的对金国作战。
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以石抹·也先为先锋，率部从太师、国王木华黎进逼东京，石抹·也先骁勇剽悍，于路上杀掉金国新任命的东京留守，夺其诰命，然后诈以新留守名，计取了东京，收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连定城邑三十二。之后率军继破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谏阻木华黎屠城。
成吉思汗大喜之下，授石抹·也先为御史大夫、领北京达鲁花赤。石抹·也先后来利用自己的名望，收降兴中府土豪石天应，奉命副脱忽阑阇里必，征燕南地区未下之州郡。之后，石抹·也先追杀图谋叛蒙之张鲸，晋封为上将军，以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
元太祖十二年(公元1217年)，石抹·也先跟从木华黎征讨鲸弟致，在进攻蠡州北城时他一鼓先登城头，被守军投掷的石头砸死。
在石抹·也先的族人后裔中，多为汉姓萧氏，也有以石抹·也先匿身之地北野山为姓氏者，称北野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北氏。
第三个渊源
：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时期塞北北野山古女真水达达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水达达部，即女真水鞑靼部，源起辽国末期，是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女真猛安谋克，时有二十余万户。
在史籍《金史·食货志》中记载：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户有十七万六千余户。此外尚有咸平、东京等路之女真族人户，数目待考。其中上京地区是水达达部的重点屯防区之一。金元鼎革之际，蒙古军队攻逼于西，蒲鲜·万奴招聚女真部众自立于东北地区，东北女真族人的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
历史记载
到了元朝时期，居于辽阳行省的女真族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一部份，是从营州柳城(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女真族人，其中一部分是辽国初期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中记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后来元朝时期的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在辽河两岸，金国的咸平、东京、北京，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比较高。
另一部份，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西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元朝时期属开元路境。辽、金之际，他们被称为生女真，以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在史籍《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中称其为“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朝，他们由于早与汉、渤海等民族互相融合或影响，逐渐扩大了农耕生产于文化。在史籍《金史·食货志》中记载，到金明昌四年，上京等路猛安谋克户十七万多，岁牧税粟达二十五万多石，户均一石四斗，可见农耕已具相当规模。到元朝时期，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的差别已经不很大。
还有一部份，由开元路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朝十七称为“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真)和兀者诸部的主体。
历史出处
“水达达”一名，首见于南宋宋朝请郎彭大雅在宋理宗赵昀绍定五～六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开兴元～二年，公元1232～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了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干”，注云“水鞑靼也。”
斛速益律干，是蒙古语usuirgen的音译，意为“水百姓”，是指东北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当时尚未宾服蒙古，可见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大汗时代就已经出现，实际上是“斛速益律干“的汉意译。这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惟尚未专属之。入元以后，“达达”的涵义日渐专一；同时水达达作为非蒙古族而使用“达达”名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不过，为说明“水达达”与“达达”的区别，元朝史家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直与水达达连称，或谓“女直水达达”，或谓“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的真正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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